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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7 中國藝術報 白睿文
在美國，毫無疑問的是，翻譯小說是出版界很不重視的一個類型。不重視便不強力行銷，不行銷就不賣錢，不賣錢就不重視，幾十年以來翻譯小說在美國都困在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之中。就算這十年以來中國小說在美國開始有點吃香，整體來說中美之間的文化失衡還是相當嚴重。翻譯小說才佔領美國書市的百分之三，就是平均來講一百本書中才有三本是翻譯小說，而在這三本裡很少看到來自中國的作品。
電子資訊技術的革命徹徹底底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在這個過程中它也會把文學和文學翻譯的“命”革掉了嗎？我想這是我們孤獨的翻譯者要面對的新挑戰，這種電子革命和生活的“速食化”會帶來最難以克服的困難。
文學翻譯本來就是一個相當不容易做的工作。我們都知道翻譯僅僅具備雙語能力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對文學和文字本身擁有一定的敏感性，並且除了瞭解中國文學傳統還需要對自己文化的文學歷史具備深刻的認識。當然還需要毅力。成功的翻譯絕對不是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好象任何擁有雙語能力的人(或機器)都可以很簡單機械式地把文字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外一種語言。文學翻譯本身是又艱苦又孤獨的工作。有時候為了找到一些古怪難找的詞語，譯者需要查各種資料，到圖書館尋找相關的資訊，或跟作者和其他專家打聽各種細節。還記得1998年為了查到一本臺灣小說引用的一段話，我還跑去紐約的一家聖公會教堂跟牧師詢問，後來還真的找到作家引用的原文！當然在網路時代這種故事越來越少，現在一點滑鼠全世界的新聞和資料似乎都可出現。這種電子和資訊革命使得翻譯更加容易一些，但同時也給翻譯一些更大的挑戰。
或許最能夠代表中英文學翻譯之艱難的是我個人多次參加的一些自我翻譯(self translation)項目。因為從事現代中國文學和電影研究中總有一些編輯約稿，要求把已出版的某些文章翻譯成英文或中文，而且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最後結果不是翻譯原文而是重新書寫。當然翻譯他人的作品總得忠於原作，可一旦面對自己的作品，如果需要用中文來表達原作的意思只好從一種完全不同的切入點來著手。這種自我翻譯的經驗也給我後來的許多翻譯工作帶來非常大的啟發，從中也吸取許多關於中英翻譯的寶貴教訓。
翻譯長篇小說的過程也許幾個月，也許幾年。一個翻譯臺灣作家舞鶴的後現代經典《餘生》的項目就拖了將近十年，都是因為本書不分段意識流式的敘述，以及臺灣少數民族題材和文字本身的實驗性所造成的各方面難題和挑戰。但若與芝加哥大學資深教授芮效衛(David Roy)所擔任的《金瓶梅》全本翻譯大計畫比，還是沒法比。芮教授花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來翻譯和研究《金瓶梅》 ，最後的結果是，五大冊具有4000多個詳細注腳的精裝版的英譯本今年才算完成了。這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本書的翻譯也就是譯者一輩子跟文本之間的一種承諾。
說翻譯是一份孤單的工作，不只是因為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譯者一直在單獨地面對文本，而且就算任務完成了，書也出版了，譯者也很少像原作者那樣收到讀者的來信和鼓勵，更沒有喝彩。因為翻譯一直是種“隱形”的工作。回想我青少年的閱讀啟蒙時期，雖然當時天天大量閱讀各國名著，卻也很少留意譯者的名字，甚至有時也不太清楚某本書是譯作還是原作。這也許跟美國的整個圖書文化有關，一般來說商業出版社也不太願意把譯者的名字放在書面上，好像“譯作”是書市的毒藥似的。譯者之間有個笑話，“書評好都是作者的功勞，但一旦遇到惡評都是譯者惹的禍！ ”雖然如此，話說回來，這些還不是譯者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我相信各國情況都不一樣，但至少在美國，毫無疑問的是，翻譯小說是出版界很不重視的一個類型。不重視便不強力行銷，不行銷就不賣錢，不賣錢就不重視，幾十年以來翻譯小說在美國都困在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之中。就算這十年以來中國小說在美國開始有點吃香，整體來說中美之間的文化失衡還是相當嚴重。翻譯小說才佔領美國書市的百分之三，就是平均來講一百本書中才有三本是翻譯小說，而在這三本裡很少看到來自中國的作品。另一個問題是一般的美國出版商要是想出一本關於中國的小說(或其他文類) ，他們的第一選擇是找當地的老美或華裔作者直接用英文寫作，這樣不只可以省翻譯費，還可以直接寫出較適合美國讀者口味的作品來，另外也可以直接跟編輯和讀者交流，參加美國的巡迴朗讀等行銷活動。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中，中國作者和譯者一樣都處在一個比較劣勢的位置。
這樣看來，中國文學翻譯在美國的現實狀況還真是危機重重的一個職業。但隨著電子文化的快速發展，當代人的生活節奏不斷地加速，很多書店日漸關門倒閉，恐怕文學翻譯與書市本身最大的危機還在這一方面。現在人人手裡緊握著手機，但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手機、筆記型電腦比較合適看微博、博客，但對閱讀《紅樓夢》 《水滸傳》 《長恨歌》或《檀香刑》來說，它恐怕不是最理想的平臺。電子資訊技術的革命徹徹底底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在這個過程中它也會把文學和文學翻譯的“命”革掉了嗎？我想這是我們孤獨的翻譯者要面對的新挑戰，這種電子革命和生活的“速食化”會帶來最難以克服的困難。
作者簡介
Michael Berry (白睿文)
1974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現職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東亞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當代華語文學、電影、流行文化和翻譯學。中文著作《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 《鄉關何處：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 《光影記憶：對談侯孝賢的電影世界》和即將出版的《痛史：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繪製的歷史創傷》 。中英譯作包括王安憶《長恨歌》、余華《活著》、葉兆言《一九三七年的愛情》 、張大春《我妹妹》與《野孩子》。《新京報》和中國導演協會的專欄作者。曾擔任臺灣金馬影展、香港鮮浪潮、香港紅樓夢獎評審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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