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 在 的 我

在1971年越戰方酣，芭芭拉‧塔克曼出版了《史迪威與美國經驗在中國》，目的在警告華盛頓，歷史殷鑑在前，對日抗戰期間，美國與腐化、無能的蔣介石政權結盟，對於戰勝日本人毫無幫助，她暗示，美國不要再支持一個扶不起的中南半島的阿斗。

米德公正評價 國府有功過

往後的40年，她的書成為定論，雖然有梁敬錞教授使用大溪檔案，寫出《史迪威事件》，為國民政府辯誣，但是國際上並不普遍接受，直到2013年牛津大學歷史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鉅著《被遺忘的盟友》出版，才公正的評價了國府在抗戰中的功過。

才44歲的米德，不但學術著作不斷，還主持BBC電台節目，在衛報上寫書評專欄，是史學界的新星，米德從小就覺得中文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文字，20年前開始學中文，好到可以做學術報告。

他自承受到史景遷的《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的影響，因此轉向中國代史的研究，而在他書中，帶入當時上自蔣介石日記，下至士兵自述，新聞記者撰文風格，也是承襲自史景遷。

中國犧牲巨大 受西方輕忽

上周他應國史館之邀，來台參加抗戰史研討會，在接受UDNTV的訪問時，他談到寫這本書的動機：「這是二戰時候的偉大故事，甚至放在現代世界史也不遜色，卻一點也不為人所知」，當時中國的犧牲是巨大的，中國的抵抗也是空前的，卻受到西方輕忽，它早於英法兩年進入戰爭，早於美國四年，當法國一下子就投降，中國堅持抗戰了8年。

米德對中日戰爭的觀察，有幾點獨到之處，首先，通常人們都將冷戰和二戰分開來看，這代表著抗日戰爭跟冷戰完全沒有關係，他認為這是大錯特錯，「事實上剛好相反，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緊密相連」。

二次大戰結束後，雖然在四個戰勝國中最弱，但國際社會在規劃戰後亞洲面貌時，是把中國放在中心，中國得以擠身新設的聯合國安理會之一，這是第一個非歐洲強權，在國際秩序佔有同等地位，對之後冷戰的開始產生了莫大影響。

戰後亞洲面貌 中國放中心

其次，他把對日戰爭全球化，把它作為不同戰爭聚集的一部分來瞭解，之前人們往往將中國戰區與其他戰區分開，認為並不重要，是比較落後的，並不是什麼意義重大的事情。

但他認為，中國戰爭有全球性的關聯，譬如當時戰場上，約有75萬日軍被中國軍隊牽制，如果中國在1938年就投降，那日本就可以轉移兵力，或者會攻擊蘇聯，也許會進攻東南亞，甚至攻打英屬印度，那世界歷史將會完全改寫。而當時做決定的領袖們，像羅斯福、蔣介石都也都是有全球視野的人，後世歷史學家反而不如。

做為歷史學家，米德認為歷史人物，很少有人會是大好或是大壞，必須全面觀察他們的人格特質，他認為蔣介石最大問題是，缺乏對中國的大願景，從來沒有真的了解鄉村貧困問題，他並不諱言蔣介石戰時做了許多錯誤的決定，尤其是花園口決堤事件，許多人在這場災難中喪命。

堅持對日抗戰 蔣正確決定

但蔣是聰明的，作出許多戰略決定，尤其最重要的是，蔣介石1937年決定對日抗戰，而他堅持這個決定，長達八年，開始的四年半，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前，要堅持這個決定非常困難，有好幾次，跟日本合作，達到某種投降協議，似乎是最合理的，但他從來沒有這樣作，後見之明來看，這似乎是正確的決定。

對於汪精衛和日本合作的決定，米德並不企圖為他的行為辯護，但卻想去了解他的動機，「他看到中國在1938年，正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他認為如果和日本合作，也許轟炸就會停止，也許戰爭就會結束」。

當時亞洲，有許多歐洲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領袖，都寧可與日本合作，像是他印度家鄉加爾各答的蘇巴斯．錢德拉．鮑斯，當時非常希望把英國人轟出印度，完全不介意合作的對象，當時還有緬甸的翁山將軍，當時他們的理由是，與其結盟歐洲帝國主義，還不如選擇一個亞洲的強權，對獨立會有幫助。

目前中日關係緊繃，過去的歷史幽靈似乎仍然揮之不去，米德認為，這並不奇怪，基本上兩邊對自己國內所敘述的，還是截然不同的戰爭故事，這是受到政治的影響，無法有獨立的看法。（米德博士專訪將於7日晚間8點於UDNTV《全球瞭望》節目播出）

【2014-07-07/聯合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