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 在 的 我

本書要介紹一小群名聲特異的人士。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根據低年級歷史教科書的標準，這些人根本無足輕重。其中有幾位頗負盛名，但沒有一個人是民族英雄。有幾位曾遭到痛罵，但沒有一人成為全民公敵。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政治家的行動，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的將領吆喝聲更具震撼力；比國王與立法者的敕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凶禍福。

能夠爭取人心的人，力量勝過刀劍權杖。這些人主要是以學者身分默默工作，不太關心世人對他們的評價。從他們的行列中流傳下來的觀念，在世界各大洲造成了爆炸性的影響，足以決定國家政權的興亡。他們讓階級與階級，甚至國家與國家彼此對抗。他們的觀念就是具有令人驚訝的力量。

他們是誰？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馬克思、韋伯連、凱因斯、熊彼德……

大經濟學家們從事的研究，能夠激動人心，卻也危險重重。他們所處理的觀念和大哲學家們的觀念不同，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會造成直接的影響。他們所極力策動的實驗，也不同於隔絕在實驗室裡的科學實驗。大經濟學家們的想法曾震撼世界，其錯誤則遺患無窮。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家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他們的國籍、生活和性情各不相同。將他們聯繫在一起的，不是他們的人格、生涯、偏見，也不是他們的觀念，而是他們共有的好奇心。這個世界十分複雜而又看似混亂無序；在虛假的虔誠之下隱藏著殘酷，卻又有著不為人知的成功之處。這些在在都讓他們目眩神迷。他們都很關注同胞們如何創造物質財富，以及如何仿效旁人，以賺取自己的那一份財富。

所以，他們可以被稱為「俗世哲學家」。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 — 賺錢的欲望。

或許這不是最優雅的哲學，但卻是讓人最感興趣、最重要的一種哲學。誰會在一戶窮人家，以及一個屏息等待某個可以進場撿便宜的投機商人之間，尋找「秩序」和「計畫」；或是在一群遊街的亂民，以及一位笑臉迎接顧客的賣菜小販之間，尋找「一致的法則和原理」呢？然而大經濟學家們就是相信，這些看似不相干的線條，能夠織成一張掛毯。只要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觀看，這個紛紛擾擾的世界，就會呈現出井然有序的進程，喧囂的雜音也會變得和諧。

新書內容搶先看：

亞當．斯密的美妙世界

　　那是什麼新願景？正如我們可能預見的，那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個「系統」——更精確地說，是個「十足自由的系統」。但在介紹這個不凡的概念前，要先介紹這個同樣不凡的作者。

在一七六〇年代訪問英國的人，很可能聽說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亞當．斯密。斯密博士或許不算非常有名，但很多人都知道他。伏爾泰（Voltaire）聽過這個人。大衛．休謨（David Hume）是他的好朋友。學生們從俄國遠道而來，聽他有些結巴卻熱情洋溢的演講。除了在學術界的成就外，斯密博士的獨特個性也很出名。比方說，人人都知道他心不在焉。某次，他在和朋友同行時，很認真地討論研究課題，結果卻跌進了坑洞裡。據說他曾經自己把麵包和奶油加到飲料中，然後說那是他這輩子所喝過最糟的茶。雖然他有很多怪僻，對他的智力並不構成阻礙。亞當．斯密正是那時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

在格拉斯哥，亞當．斯密講授道德哲學的課題。這門學科的範圍，比現在的要廣泛地多。道德哲學包括自然神學、倫理學、法理學，以及政治經濟學。因此它含括了人類對於秩序與和諧最崇高的推動力，乃至於為了在殘酷現實中謀生而從事的那些沒那麼和諧有序的活動。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想將事物合理化。而在宇宙的混亂中尋求設計意圖的自然神學，就是其中一個目標。假如斯密博士闡述的是宇宙亂象背後的自然法則，來訪的客人就會覺得理所當然。但是斯密博士探索的是光譜的另一端，在日常生活的喧囂下，尋求其宏大的構造，那麼訪客或許會覺得，他真的踰越了哲學的分寸。

十八世紀末的英國社會，絕非理性秩序或道德意含的典範。只要將目光轉離有閒階級的優雅生活，就會發現人們用最邪惡的形式，為求生存而進行殘酷鬥爭。在倫敦的廳堂與各郡舒適奢華的地產外，舉目所見，盡是與昔日殘留下來之最不理性、最昏聵不堪的習俗與傳統所混合在一起的貪婪、殘酷與墮落。這個社會不像一部經過精心設計，每部分皆有助於整體功能的機器，反而像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奇怪的蒸汽機：漆黑、嘈雜、效率低而又危險。斯密博士聲稱，能在其中看見秩序、設計與目的，真是奇哉怪也！

若我們的訪客前去參觀康瓦耳（Cornwall）的錫礦，就會看見礦工們往下進入礦井中。等他們到達坑底，會從腰帶上拿出一根蠟燭。點燃後，他們會伸展四肢，睡到蠟燭熄滅才起床。然後他們挖礦兩三個小時。接下來，又要照例抽煙斗休息一陣子。這樣下來，半天的時間在偷懶，半天的時間在採礦。假如我們的訪客前往北方，鼓起勇氣進入德罕（Durham）或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的礦坑中，他將會看見完全不同的景象。在這裡，男男女女衣不蔽體地在一起做牛做馬。這裡有著最野蠻、最殘酷的習俗：雙目交接燃起的性欲，就在廢棄坑道中草草地解決；七歲或十歲，從沒見過陽光的小孩，只為了礦工付的幾分錢，就在冬天被派去幫忙拖拉裝煤的桶子；孕婦像馬一樣拉著運煤的車子，甚至就在漆黑的洞穴中分娩。

這位彬彬有禮的哲學家，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呢？

「我是一個只愛自己書本的雅士。」亞當．斯密某次自豪地向他的朋友炫耀他心愛的書齋時，曾這樣自我描述。當然，他並不英俊。一個大獎章上的人像，顯示出他突出的下唇往上伸展，快要碰到他大大的鷹勾鼻；垂落的眼皮下，有著凸出的雙眼。終其一生，他都為神經疾病所苦；他的頭會顫抖，而且講話也有點結結巴巴。

此外，他的心不在焉也是人人皆知。在一七八〇年代，當斯密快要六十歲時，愛丁堡（Edinburgh）的居民經常可以看見，他們最傑出公民的滑稽模樣：穿著淺色外套、及膝短褲、白色絲質長襪、帶扣鞋，戴著寬邊海狸毛帽，拿著手杖，沿著鵝卵石路走下來。他的眼睛注視著無盡的遠處，嘴唇似乎在喃喃自語。每走一兩步，他便躊躇不前，好像要改變方向，甚至退回原處。有個朋友說他走路的樣子「像隻蠕蟲」。

這位失神的教授，於一七二三年生於蘇格蘭伐夫郡（County Fife）的刻科迪鎮（town of Kirkcaldy）。刻科迪鎮當時已有一千五百人。在斯密出生時，仍有鎮民把釘子當成貨幣使用。當他四歲時，發生了一件最奇怪的意外：一群路過的吉普賽人把他綁走了。他的叔父努力追趕（斯密的父親在他出生前就過世了），使得吉普賽人將這個孩子遺棄在路旁。他的一位早期傳記作者寫道：「我怕他可能成為一個可憐的吉普賽人。」

雖然斯密會突然失神，但是他從小就是聰明的學生。他注定要從事教育工作，因此在十七歲時就得到獎學金，騎馬前往牛津大學，並在那裡待了六年。然而，那時的牛津卻不是適合學習的好地方。斯密大部分的時間，就在無人教導的情形下，閱讀他認為適當的讀物。事實上，他差點因為房裡藏有休謨的《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而被大學開除——即使對這位未來的哲學家來說，休謨也不適合被閱讀。

在他還不到二十八歲的一七五一年，斯密就成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不久後又獲得道德哲學教授的職位。和牛津不同的是，格拉斯哥大學的學風嚴肅，是所謂蘇格蘭啟蒙運動（Scottish Enlightenment）的中心，以人才雲集自詡。但是它和現代大學的觀念，仍大相逕庭。拘謹的教授們並不十分欣賞斯密那種有些輕浮而又熱情的舉止。他曾被指控說，有時在宗教場合發笑（顯然是在做白日夢）、是大逆不道的休謨的堅定盟友、不支持見證基督的主日課程、請求大學評議委員會（Senatus Academicus）免除上課前的祈禱儀式，以及宣講含有「自然宗教」意味的祈禱文。

他的聲望當然不僅僅來自於古怪的人格特質。在一七五九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該書立刻引起轟動，並使得斯密很快便進入英國頂尖哲學家之林。該書是在探討道德上的認可與非難之起源。為什麼天性自利的人類，似乎可以受到制約，或昇華到更高層次？斯密認為，這是因為我們有能力置身於第三者的位置，成為超然的觀察者。如此，就能夠深入個案的客觀價值，而不只是站在自私的立場思考。

這本書及其探討的問題，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在日耳曼地區，亞當．斯密的問題成為人們熱衷爭辯的主題。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該書得到了奇人查爾斯．湯森（Charles Townshend）的讚許。

《國富論》於一七七六年出版。兩年後，斯密奉派出掌愛丁堡海關，年薪六百鎊，而且幾乎不用做什麼事。斯密一直和母親住在一起，直到她在九十歲時去世為止。斯密的學者生涯始終祥和、平靜。直到最後，他都很安詳、滿足，而且心不在焉。

《國富論》絕不是一本教科書。亞當．斯密是為了他的時代，而不是他的課堂而寫作。他是在詳細解釋，一種對於治理帝國來說非常重要的學說，而不是一部在學術界流傳的抽象專著。他要斬殺的惡龍，在那時儘管有點疲倦，但還沒有氣絕。例如重商主義者的哲學，就耗費了超過兩百頁的篇幅，才被置於死地。

最後，這本書還具有革命性。當然，亞當．斯密並不贊成一場推翻紳士階級，擁戴貧苦大眾的動亂。然而《國富論》的意含卻有革命性。亞當．斯密並不是在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辯護，這點和一般人所想像的不同。我們將會看見，他對資產階級的工作感到欽佩，卻對他們的動機存有疑慮。他也很留意廣大勞工群眾的需要。他的目標不在擁護任何一個階級，而在增進國家整體的財富。對亞當．斯密來說，儘管人們的消費量並不同，然而財富是由社會中所有人的消費所構成。在這種自然自由的社會（Society of Natural Liberty），既有貧困，也有財富。

　　亞當．斯密的願景，像是一個全新社會組織方式的藍圖。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就今日的術語來說，這就是經濟學的方式。

亞當．斯密對於兩個問題的解決方案特別有興趣。這也是該藍圖的核心。首先，他想揭露出讓社會凝聚在一起的機制。一個人人追逐己利的社群，怎麼可能不四分五裂呢？是什麼因素，使得每一個人的私務，得以和全體的需要相符？既沒有中央權威的規劃，也沒有古老傳統的穩定影響力，又怎麼能夠讓社會完成維繫其生存所必須的任務呢？

這些問題引導著亞當．斯密去構想市場的規律。用他的話來說，他所尋找的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讓「人們的私利與激情」，被引導到與「整個社會的利益最為一致」的方向。

首先，自利心驅使人們去從事任何社會願意支付酬勞的工作。亞當．斯密說：「我們能夠有東西吃，不是出於屠夫、釀酒人或麵包師的善心，而是他們的自利心。我們不要訴諸他們的仁愛心，而要訴諸他們的自愛心。不要和他們談論我們的需要，而要談論他們的利益。」

然而自利只顯示出這幅圖像的一半。它驅使人們採取行動。另外還必須有某種事物，用來防止利令智昏的人們讓社會付出過高的代價。僅靠自利心激起作為的社群，將會是一個無情奸商的社群。然而競爭，也就是市場中自利行為者之間的衝突，可以節制上述問題。每一個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不顧其社會後果的人，都要面對一群有著同樣動機，追求同樣目標的對手。因此，每一個人反倒會過於急切地利用旁人的貪婪之心。當一個人利令智昏的時候，他的競爭對手早已把生意搶走了；假如某人的商品索價過高，或者給工人的薪資比別人給得低，他的客戶或員工就會流失。正如同《道德情操論》所述，人類自私動機之間的交互作用，轉化成最出人意表的結果：社會和諧。

亞當．斯密在晚年倍極尊榮。柏克（Burke）到愛丁堡去看他；他在曾經任職的格拉斯哥大學被選為名譽校長；他眼見《國富論》被譯為丹麥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只有牛津大學忽視他，始終不願意頒給他榮譽學位。有一次，當時的首相小皮特（Pitt the younger）與亞丁頓（Addington）、威伯福斯（Wilberforce）和格連維（Grenville）會晤，也邀請亞當．斯密與會。當這位年長的哲學家步入房間時，所有的人都起立致敬。他說：「諸位先生，請坐。」皮特回答：「不。我們要等您入坐後才坐下，因為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一七九〇年時，亞當．斯密過世，享年六十七歲。奇怪的是，他的謝世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或許人們正忙著擔心法國大革命，以及它可能對英國造成的影響。他葬在坎農給特（Canongate）教堂墓園。不起眼的墓碑上寫著，《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長眠於此。很難想出比這更雋永的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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