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 在 的 我

捷運殺人事件發生五十多個小時後，馬英九終於現身，感慨震驚難過，期待重拾「正向力量」云云。身為最高領導人，隱身了這麼久的時間才面對社會大眾，難免讓人再度深深懷疑其判斷能力，遂也讓人再次明白為什麼這麼俊朗的一張臉孔竟然受到這麼普遍的嫌棄。

在這五十多個小時裡，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會不會是，他覺得殺人事件是違法事件，問題應該交由警政署長去傷腦筋，他是總統，不應「越權」？同理，會不會是，他認為殺人事件是社會事件，面對社會大眾的問題應該交由行政院長去回應去安撫，他是總統，不應「干涉」？

其實馬英九既然現身，便不應只談慘案，而更該好好向台人解釋，為什麼對於撼動了兩千三百萬台灣人的殺人事件他會姍姍來遲，久久迴避？難道身為總統，即時現 身說些溫柔話語，不也正是「正向力量」嗎？會不會是，溫柔敦厚的小馬哥因為太傷心太難過了，那五十多個鐘頭他都躺在妻子懷裡痛哭流涕？

不必指望馬英九，只好回頭靠自己了。台灣多作家，其中又有不少人擅寫「報導文學」，過往曾有不少犯罪案件皆被寫成深刻文字，每個細節，每個念頭，每滴血 腥，皆被留下紀錄，讓一代連一代的讀者從中領悟受記。捷運殺人事件相信很快會被撰寫成書，而且不止一本，甚至過了若干時刻，或會有人如楊德昌拍成「牯嶺街 殺人事件」般將之搬上銀幕。

這傳統來自日本，譬如說，村上春樹即曾放下他的小說創作而花了一年時間追訪一九九五年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裡的見證者和倖存者，用心聆聽，提出問題。

村上先生主要向他們提出四組問題：

「對你來說，那是什麼樣的一天呢？」

「你在那裡看見了什麼，體驗了什麼？感覺了什麼？」

「你從這次事件中，受到什麼樣的，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痛苦呢？」

「那痛苦後來也還繼續嗎？」

村上先生採訪了六十多人，有人比較合作，有人比較抗拒，但毫無例外都對記憶有了遺忘、扭曲、想像、添加；他只好不斷提醒對方，不好意思事情好像不是你剛才 所說地發生的啊，很抱歉你描述的細節好像跟警方筆錄不太吻合呀，對不起你提及的時間地點跟其他人所說的有出入喔，諸如此類。而他察覺，不管他如何糾正反 駁，對方始終不太接受。或是因為，人類必須透過記憶重組來保護自己的感覺，我們受到震撼衝擊，畫面銘印於腦海眼前，但我們必須把畫面按照自己所能接受的傷 害程度來調整或理解，否則，傷害太深太大，我們實在沒法走下去。唯有刪改記憶，始能重拾勇氣。

訪談結束，村上先生充滿挫敗，悲劇如喜劇，總是層層理由的相加相乘，誰都沒法全盤控制或預防，地下世界的陰暗邪惡，個人判斷的倉皇慌亂，情報解讀的失焦失準，以及，是的，運氣，統統是悲劇的根因，共構了一個「沒有指標的惡夢」。

村上唯一較能肯定的是，「政府應該策畫召集各方專家，組織公正的調查委員會，解明隱藏的事實，徹底檢討周邊有關的體系，其中所得到的資訊，不要密閉在各部門，否則，這種體質上的失敗恐怕哪一天還會再重複發生」。

村上春樹作品在台極為流行，不管是否村上粉絲，亦應想想村上先生的提醒，尤其不讀小說的馬英九，對此結語，若無感受，便太對不起死者亡靈。

（作者為香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