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能夠來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研究所共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對生存於當代世界的一名知識分子而言，既令人興奮又感激。我收到來自籌畫這個活動的一位學者來信，信上說，中國與台灣，也就是海峽兩岸的文學研究者們，將齊聚一堂討論。對「兩岸的文學家和文學研究者們」這樣的說法，我深受感動。

而且，被選為這個研討會主題的，是一個日本作家。以「國際視野中的大江健三郎文學」這個主題，讓我再重述一次，由中國與台灣、海峽兩岸的專家們來討論一個日本人的文學。我已經七十四歲，走過了五十年的文學生涯。我認為這是我漫長的作家生涯中，最光輝榮耀的經驗，心中充滿了驚喜。

兩岸自一九四九年分裂分治已六十周年。就台獨的論述言，一九四九年是台灣災難的開端，因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這一年撤遷來台；但從大歷史觀而論，一九四九年更重要的意義是：這一年決定了台灣沒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如果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當年未撤遷來台，則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行省，是必然的結局。倘係如此，台灣今天也早已經歷了地主掃地出門，知識分子反右整風，街巷裡的土高爐燒得火紅，人民公社裡的大鍋飯摻沙摻石，年輕學生以戴上紅臂章的紅衛兵為榮，四處皆見被戴上紙紮高帽子遊街的黑五類及牛鬼蛇神……。一九四九年，決定了台灣沒有走上這一條路，而走上六十年來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另一條路。

一九四九年在台灣一向是一個社會禁忌話題。例如，明明是大敗逃，卻說是「轉進」；由於此類禁忌，不同的政治人物各自以偏頗的理念來解釋及操作一九四九，一般人民亦從未對一九四九進行深思。然而，在六十年後的今日，漸有較多的有心人設法還原一九四九，如齊邦媛的《巨流河》與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並有一些學者嘗試啟動一項學術討論；大意是：一九四九是台灣的苦難或恩典？

如果想要媚俗地調和雙方歧見，不妨說：這是帶著苦難的恩典，或帶著恩典的苦難。然而，若從大歷史的宏觀角度來看，一九四九年決定了台灣沒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非但是台灣的恩典，也是中國的恩典。沒有一九四九年，就沒有今天華人世界唯一能直選總統、並對犯罪的總統判刑的自由民主國家中華民國。持平而論，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賴台灣始能延續，而台灣則因中華民國而免於「三十年浩劫」（自三反五反至文化大革命），並能臻至今日自由民主的境地。

一九四九前幾年，曾有「國共隔江分治」的議論；但若隔江而治，台灣就成了大後方，仍然不能免於國共面對面的肉搏。正因完全撤到台灣，與共產政權完全切割，台灣始有可能將情勢撐持到今日「這邊直選總統／那邊改革開放」的境地。當然，台灣在這六十年來的過程中，亦曾歷經苦難（二二八、白色恐怖），但若就大比例的歷史觀而論，一九四九對台灣應當主要是一個恩典。沒有一九四九年，就沒有今日的台灣。

一直到今天，台灣其實仍然陷於「一九四九年是苦難或恩典」的分歧之中。持「災難說」者認為：「終戰」後外省人（現在成了中國豬）侵入台灣，一九四九帶來了「外來政權」，「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使台灣深陷國共內戰而不能跳脫；持「恩典論」者則認為，一九四九使台灣未陷赤禍，冷戰時代反共保台，靠「中華民國」與中共的政權進行軍事及外交鬥爭（八二三砲戰），後冷戰時代的中華民國則正好解嚴而實現了完全的民主政治，又能與中共政權爭取到「和平發展」的立足點。

「恩典論」並未美化一九四九，卻願從失敗與痛苦中，對「兩岸分裂分治」這個大架構為台灣生機創造的歷史大機遇給予肯定。相對而言，持「災難說」者欲否定一九四九的轉折，就很容易自陷於「必須完全否定這六十年」的邏輯陷阱；對「災難說」而言，既然連「中華民國」都是「國民黨的」，而不是「台灣人的」，將如何建立這六十年對台灣的正面意義？

本文的觀點是：台灣因一九四九而承受相當的苦難，但台灣也因一九四九而獲得了重大恩典。不僅如此，一九四九年對中國也是苦難與恩典的化合物。六十年來，大陸從山河血淚中走出了共產主義教條，台灣則實現了自由民主，並成為北京新思維的範本，兩岸亦由你死我活走向「和平發展」；如果沒有一九四九，沒有這六十年，就不會有今天。